在一个地方里，得罪当地的党政领导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所以很多在列宁格勒生活人在发现有列宁格勒大学学生怀有反斯大林思想或者倾向后，一般都会选择隐瞒。

少数选择举报的人可能会成功，但就算成功了，最终被举报的人也有可能在大学方面的担保下逃过一劫。

也许，亚历山大·沃兹涅先斯基鼓励批判思考，推崇人道主义的出发点是好的，他以招生的方式“拯救”“人民公敌”子女的行为也是值得赞扬的。但这样一来，那些曾经受到苏维埃政府压迫的人可能就因为得到亚历山大·沃兹涅先斯基的庇护，处境暂时安全，而开始变得毫无顾忌起来。

部分学生批评政府的言论或许还是对的，苏联政府目前来说还暂时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其中大部分问题都是由党内官僚主义分子或修正主义分子所引起的，但结果这些问题的“罪魁祸首”往往被归咎到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斯大林身上，令人对斯大林，乃至于整个党内的所有干部都产生抵触之意。

一些“人民公敌”的学生更对这些问题“深有体会”，他们亲身经历了父母被内务部人员逮捕的痛苦，自己被迫过上“人民公敌”子女那种饱受歧视，不受公正对待的生活，自然对内务部及其背后的政权抱有不少怨气。

当他们有机会发表反政府言论，表达自己对政府的不满时，这些人民公敌的子女往往会说出一些更加激烈的言论，并会把自己家人的经历用作为反对斯大林政府的“活例子”，从而增强自己的说服力，每次说起的时候，心里的怨气也会随之爆发，往往会在这种急待发泄的情况下说出不该说的东西。

“柳德米拉，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一名年轻男子打断了柳德米拉的话语，毕竟这里是公众场合，一个人民公敌的女儿发表这些映射政府的言论很容易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招惹杀身之祸。（虽然她并没有提到斯大林，只是在批评他口中的“官僚主义分子”。）

“我说的有错吗？那些掌握权力的官僚分子的确在利用自己的权力，剥削广大的人民。我们的党，还有我们的领袖也是不容忍他们的，我说的这些难道不符合路线吗？”柳德米拉用带有讽刺性的口吻说道。

她说的话，在外人看来，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实际上，柳德米拉本人根本就不相信自己刚才所说的话语，也不相信党会接受自己的言论。在她看来，如果党真的不容忍这些官僚的存在，那这些修正主义分子和官僚主义分子怎么没有丢掉官位，怎么还过着人上人的生活呢？

她想到的唯一能解释这现象的原因，就是斯大林也不反对，甚至是默许这种现象的存在，甚至也在参与着部分的阴谋。

但事实是否如此呢？其实斯大林也曾经多次发表反官僚主义言论，认为任何一个成功的执政党都会有这些机会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的存在，所以他一直以来都对这些官僚采取措施，并且在大清洗期间把不少在地方上为非作歹的官僚清除出去，让一些真正有能力，真正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接替他们的位置。

在这样的情况下，西西伯利亚边疆区（后来改为新西伯利亚州）党委第一书记埃赫、古比雪夫州党委第一书记波斯特舍夫等地方官僚被清除，而滨海边疆区党委书记佩戈夫，白俄罗斯党委书记波诺马连科，新西伯利亚党委书记曼图洛夫等更有能力，更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在这次清洗中接替了那些官僚的位置，并得到更多的机会，在苏联政坛上发光发亮。

不过，这场大清洗当中也有为数不少的布尔什维克遭到无辜的清洗，而负责逮捕和清洗这些布尔什维克的人往往就是地方上的官僚。结果，大清洗反而还成为了一些官僚清洗优秀党员和自己竞争对手的工具，令苏联共产党失去了不少优秀的党员。

虽然不少官僚已经被逮捕，并且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依然还有为数不少的官僚逃过这一劫，甚至晋升党内更重要的位置。这些人当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在历史上会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的赫鲁晓夫。

斯大林并不喜欢官僚主义分子，但这是不是代表他就能容忍列宁格勒出现这种自由化思潮和反政府思潮呢？这当然是否定的。在这么下去的话，列宁格勒派恐怕吃枣药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