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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巡抚、东林党、市舶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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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崇祯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就与明朝发生了数次明荷战争,均是明朝打赢了。所以,荷兰人在有明一朝,皆被排挤在中华贸易体系的边缘地带。

崇祯年间还有几名英国的船主屁颠屁颠的组队来到东方贸易,结果在广州与中国商人吵架,也被明政府罚款罚到破产。不过,后来英国人因为搭上郑芝龙家族的那条线,反而比荷兰人更容易获得中国商品。

简单说,明政府对西方人,都是当做不请自来的海盗(事实上,西方海商一般都是兼职海盗,遇弱则抢,遇强则商),泉州、广州的市舶司,从来未公开允许西方人前来贸易。

天津的市舶司,与广州、泉州的市舶司不同,任何一国商人,都可以来天津贸易。哪怕是倭寇,或者是满清鞑子,只要缴纳10的关税均可贸易。

至于朝贡、勘合的文书,天津是不需要的

因为天津市舶司的政策开明,海关刚刚开启不久,已经吸引了10多艘商船。其中,6艘是广州、福建的商船,2艘葡萄牙商船,2艘日本船,1艘朝鲜船。

葡萄牙人贩运了一些蔗糖、西洋钟、玻璃器具,皆是市场上较为欢迎的奢侈品,大约在天津赚走了30万两白银。不过,很快葡萄牙又支付了45万两,采购中国的丝绸、棉布、纸张、瓷器等等货物。

朝鲜船运来了高丽参、高丽贡纸等等产品。朝鲜的经济文化受到中国影响巨大,许多的中国技术,对朝鲜并不保密。所以,朝鲜在这个时代纺织、造纸等等技术,也处于比较领先的地位。而高丽贡纸,在明朝市场也是品牌比较响的高端纸张。

日本商船,运来了300石的米,以及200多把日本刀。日本的米,价格是明朝的五分之一,哪怕加上运费,也有利可图。不过300石,在港口只能卖个2.5两一石,才值750两银子。

而日本刀造价莫约一两银子,运到明朝能够卖50两的高价。200把日本刀倒是给日本商人赚了近1万两银子。不过,日本商人又迅速的在天津市场中采购了价值10万两的丝绸、棉布等等货物。

这个年代,明朝与任何一国建立贸易往来,基本上都是明朝货向别国倾销。而且,无需明朝商人主动倾销,而是外国商人,拼命的从明朝进口各类商品。

十多艘的商船,前来天津贸易,给天津市舶司带来的税收达到15万两之巨而且,还深受商人的欢迎.......

而明朝其他的税收体制已经彻底败坏了。暴利的产业收不到税,而只能在自耕农身上征收到税收。

比如茶叶生产向来是暴利产业,一亩茶园能够创造十多两银子的效益。

但是以浙江省为例,茶园种植面积超过百万亩,却只收到几十两银子的税收,茶叶税在南方已经名存实亡。

你敢多收,文人便会高举“与民争利”的高帽子

中国古代文人口中所谓的“民”,并不是底层的老百姓。而是地主、缙绅阶级所谓与“民”争利,就是与有钱有势的大地主们争夺利益。

而官场上的官僚们,大多数都是大地主家族出身。哪怕本身是贫寒的士子,当官之后很快也会成为大地主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员。

因为本该是纳税主体的既得利益群体,“既当球员又当裁判”将朝廷税收体制完全控制。所以,明朝中后期以来税收政策一败涂地。

而张居正这个大地主家庭出身的官僚,进行改革,也只敢拍蚊子,而不敢打老虎,所以张居正的一系列改革政策也是人亡政息。

封建王朝历次的税制改革失败,原因是假设了一个前提——“有良心”地主会为大局着想,自我约束。

但是这个假设的前提,永远不会实现的

因为大地主利益集团整体短视,只为自己利益着想,从不顾全大局。

君不见张居正才死了多少年,南方东林党猖獗的省份,大地主、大商人们已经以抗税、漏税为荣。

这种人格已经被贪婪扭曲,还不停为自己的违法行为找正义借口的一批人,不是国家的蛀虫是什么?

肖图白阅览天津市舶司的关税,以及浙江省的茶叶税数据,不屑道:“东林党利益集团,暂且嚣张有朝一日,老子让你们尝尝工农业剪刀差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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