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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5章 拖下去,当街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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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六斤算是看出来了,王朴虽然还没有明目张胆地扯旗造反,可他做的那些事根本就跟造反没什么两样,王朴现在就是大同的土皇帝,他手里有钱有枪,还有一支骁勇善战,所向无敌的强兵,跟他做对那就是找死!

等赵六斤押着朱传齐走了,张子安才对王朴说道:“驸马爷,您这么做怕是有些不妥吧?”

“本镇已经说了,非常时期当用非常手段,这都是为了大同百姓着想,也是为了替万岁爷守好大同。”王朴舒了口气,忽然说了句不着边际的话,“当然,这事公公您可以如实向宫里陈奏,万岁爷要是怪罪,自有本镇担当。”

张子安翻了翻白眼,没话说了。

魏大本还算是个好官,可他同时也是个圆滑的人,王朴都已经把话说到这份上,他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再说了,连朱传齐都被幽禁了,张子安说话也不管用,他一个小小的知府就算有心干预可是干预得了吗?

只要王朴不造反,只要王朴不和大同的百姓过不去,魏大本根本不想和王朴唱反调。

王朴的目光忽然转向魏大本,微笑道:“魏大人。”

魏大本赶紧抱拳作揖道:“下官在。”

王朴道:“各卫所堡所属旱地、水地的丈量和分配,就劳烦你了。”

魏大本道:“这是下官份内之事,下官自当尽心竭力。”

“哈哈。”王朴大笑两声再度坐了下来,说道,“该杀的杀了,该抓的也抓了,可这顿酒席却不能浪费喽,来,张公公,魏大人,我们接着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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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紫禁城。

在建极殿和乾清宫之间有道门,叫云台门,这就是著名的平台了,大明朝的皇帝一直就有在平台召对大臣问策的制度,崇祯帝曾经在这里两次召见袁崇焕,袁崇焕“五年可平辽”的大话就是在这里放出来的。

当时崇祯帝才刚刚即位,还只是个十八岁的小青年,听了这番大话之后可真是热血激荡,当时就任命袁崇焕为蓟辽督师加兵部尚书衔,再赐尚方宝剑,对治下地方官员有先斩后奏,生杀予夺之大权。

可惜的是,袁崇焕这书生最终并没能在五年内平辽,反而自作主张杀了东江镇总兵毛文龙,建奴在没有了后顾之忧后,遂于次年破关而入,缺乏军事指挥能力的袁崇焕又犯下了一连串的军事指挥错误,致使建奴大军直趋京畿,给年轻的崇祯帝还有京师百姓造成了极大的震动,最终也给自己惹下了杀身之祸。

凭心而论,袁崇焕是个深受儒家理学熏陶的封建儒生,忠君思想在他脑子里早已经根深蒂固,他不可能放着好好的大明臣子不当,却主动投靠建奴当个奴才,袁崇焕也不是个拥兵自重的军阀,假如袁崇焕真想当个拥兵自重的军阀,崇祯帝要想杀他就没那么容易,他也不会在牢狱中劝祖大寿回救京师。

袁崇焕算得上是个有胆有识的忠臣,他的悲哀在于他只有背负百斤的能力,却自不量力硬要挑上千斤重担,最后被压垮了,他之所以被有些所谓的“史学家”鼓吹为大仁、大智、大勇、大廉的民族英雄,其实是因为他的下场太惨,最值得同情,仅此而已。

崇祯帝又要在平台召对大臣了,这次是孙传庭。

崇祯帝望着坐在自己面前的孙传庭,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希望孙传庭能够力挽狂澜击退燕京城外的建奴,可另一方面假如孙传庭真的击退了建奴,那么崇祯帝当初支持杨嗣昌却把孙传庭下入大狱不就错了吗?

崇祯帝问道:“孙爱卿,三十万建奴云集燕京城下,局势危如累卵,不知爱卿可有什么良策能击破建奴?”

孙传庭自信满满地说道:“万岁,建奴虽号称三十万,臣以为最多不过十万,假如建奴像前两次毁关入寇一样,只想在中原掳掠一番,臣未必奈何得了他们,可建奴如果不自量力想强攻燕京,臣却有十分把握令其铩羽而归!”

兵部左侍郎倪元潞问道:“孙大人怎么就敢肯定建奴最多不过十万?”

孙传庭道:“建奴不过是辽东一个野人部落,人口不过二十余万,再加上连年征战,族中壮丁最多也就五、六万人,再加上所谓的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最多也就十五六万人,大同一役,王总兵斩首四万余级,由此可以断定,燕京城外的建奴最多也就十万左右。”

群臣听得连连点头,孙传庭这番话听说有理有据,至少听起来满像回事。

崇祯帝道:“就算建奴只有十万,那也非同小可,爱卿还没说退敌之策呢。”

孙传庭道:“臣的退敌之策很简单,京师各府、各县所有百姓、牲畜、粮食一律撤入城内,深沟高垒不与战!待天气转暖,建奴粮草耗耗殆尽,不战便可尽退其兵。”

陈新甲道:“建奴如果强攻呢?”

孙传庭道:“建奴敢强攻那是自己找死,燕京城头的两百门红夷大炮可不是吃素的。”

周延儒道:“建奴如果效仿大同之役掘地炸城又该怎么办?”

孙传庭道:“建奴能炸开大同城墙,是因为大同守军事先缺乏防备,燕京保卫战我们能提前做好准备,又岂能让建奴得逞?退一步讲,就算建奴真的炸开了城墙又能如何,只要有红夷大炮守着,建奴还是进不了城!”

经孙传庭一通分析,崇祯帝和一班大臣终于放下心来。

崇祯帝的心思很快就转到建奴退兵之后的长期国策上来,接着问道:“孙爱卿,建奴退兵之后,又该如何?”

孙传庭整理了一下脑子里的思路,肃容说道:“万岁,臣以为当务之急是恢复万历新政,只有恢复了万历新政国库才会充盈,只有国库充盈了,才有足够的钱粮编练新军,才可能平靖辽事,剿灭流贼。”

所谓万历新政就是指万历年间由内阁首辅张居正领导的一次变革,这次变革包含改革吏治、推行考成法、清丈土地、清理王公贵戚、士林豪强隐瞒的庄田并推行按亩征银的税收一条鞭法。

大明立国以来,皇亲国戚是不用缴纳田税的,中过秀才的士林诸生,不管有没有中举,有没有当官,他们的田产也是不用向国家缴纳田税的,到了崇祯年间大明朝共有二十多万皇亲国戚以及近百万士林诸生。

可以做个简单的计算,假如平均每个皇亲国戚拥有田庄一千亩,二十多万皇亲国戚就拥有两亿亩田庄;假如平均每个士林诸生拥有田庄一百亩,百万士林诸生就拥有田庄一亿亩,两者相加就是三亿亩田庄,而大明朝全国的土地也不过八亿多亩。

这两个庞大的特权集团霸占了全国大量的土地,造成国库税银的大量流失!

万历之后,大明朝天灾不断,兵祸连结,以致国库空虚,入不敷出,朝廷既要对建奴用兵,又要镇压流贼,迫不得已只能加赋,多出来的税赋当然只能加到普通百姓头上,这时候最荒唐的事情出现了,许多地方的百姓辛苦一年居然还不够缴税,他们居然要赔钱种地!

大量拥有土地的百姓不堪重负,只能把土地卖给不用缴纳田税的特权集团,然后给他们当佃农,因为向地主缴纳的份额要远远低于向国家缴纳的份额,要国家种地百姓们只能饿死,给地主种地却还有一口饭吃。

这就形成了一种恶姓循环,特权集团的土地越来越多,普通百姓的土地却越来越少,结果就造成了国库收入的进一步缩小,造成了大明朝财政状况的进一步恶化,朝廷迫于无奈,只好继续加赋,百姓们为了纳税就只能继续卖地……

如此周而复始,到了崇祯十五年,全国一半以上的土地已经落入两大特权集团名下,大明王朝的税源相比建国初期已经缩减了将近四分之三,以如此恶劣的财政状况,却要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运转,要供养近二十万皇亲国戚,还要对建奴、流贼用兵,崇祯帝要不破产那可真是见了鬼了。

看出问题症结所在的不只孙传庭一个,却一直没人愿意提出来。

崇祯帝也不是没想过恢复万历新政,却几乎没人支持他,大臣们为什么不支持崇祯帝?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大臣也都是士林中人,套用一句现代术语,这些人都是即得利益者,他们怎么可能自己革自己的命?

所以,当孙传庭提出要恢复万历新政时,崇祯帝虽然表面上漠无表情,可内心却还是很激动的,崇祯帝一直就想恢复万历新政,却苦于无人可用,现在孙传庭提出来了,崇祯帝也终于有人可用了。

但是很快,崇祯帝和孙传庭就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

“万岁,万历新政断不可行,否则必将天下大乱。”

“万岁,万历新政按亩征银,拿皇亲国戚、士林缙绅与市井升斗小民等同看待,简直有辱斯文。”

“万岁,纵观历朝历代,士林诸生从来就不纳粮,倘若我大明朝开此先河,岂不令天下读书人心寒?”

以周延儒为首的大臣们群起反对,坚决抵制万历新政的“反攻倒算”。

隆庆—万历年间的新政改革能得以推行,是因为有徐阶、高拱、张居正、海瑞等一班富有远见卓识的名臣,可崇祯朝有什么人呢?除了孙传庭一个戴罪之身,还有谁真正愿意替朝廷考虑,替崇祯帝分忧?

所谓众怒难犯,崇祯帝也只能退而求其次,擢孙传庭为太子少师,加兵部侍郎衔,进左佥都御史,总督山西、陕西、京师、山东、河南五省军务,至于推行改革之事,却是只能等到建奴退兵之后再想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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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米脂。

刘宗敏正搂着抢来的两个女人在帐里喝酒,义子兼头号心腹刘诚忽然进帐禀道:“义父,李岩走了。”

刘宗敏脸色一变,一把推开了怀里的女人,沉声问道:“真走了?”

刘诚道:“真走了。”

刘宗敏道:“带走了多少人马?”

刘诚道:“只带走了五百骑兵,不过……”

“不过怎样?”

“不过李虎、李玄还有荆茂成都跟着李岩走了。”

“这几个人走了倒好。”刘宗敏道,“反正跟我们不是一条心,留下来反而碍手碍脚,不过这个李岩说走就走,两万多精兵还有八千骑兵,他居然一点也不心疼,这气度,这魄力,没说的,俺老刘佩服他。”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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